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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eace guarantor to local history: How China abandoned Zheng He's moral authority

从和平使者到地方史话:中国如何放弃郑和的道义权威

明代航海家郑和自1950年代起被中国领导人用于向外界传递和平意图,但这一外交叙事在2018年后从高层场合显著淡出,郑和如今主要出现在双边文化交流语境中。这一转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实力的持续扩张相互呼应,美国国防部2025年报告确认中国海军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主力舰艇运营方。

明代航海家郑和曾长期充当中国外交叙事的重要工具,但其象征意义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尽管外界常将郑和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挂钩,但郑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时间,远早于这一标志性倡议的提出——早在建国后不到十年,郑和便已登上外交舞台,且服务于截然不同的目的。

--- 背景 ---

自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便开始援引郑和,向新独立国家和地区受众传递和平意图。这一做法在胡锦涛与温家宝执政期间愈发系统化。2003年,温家宝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时,将郑和描述为一位在七次远航中寻求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家,并将这段历史直接与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相联系。2005年,胡锦涛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演讲,再度以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历史佐证。2007年,胡锦涛在比勒陀利亚援引郑和,随后转而提及中国自身遭受殖民主义的历史,以此论证中国不会将自身意志强加于非洲。

这一逻辑清晰明了:若一支古代中国舰队拥有征服他国的实力却选择和平交往,便足以证明克制精神根植于中华文明本身。这套叙事之所以奏效,在于它直接回应了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核心焦虑——日益增长的国力是否会导致霸权行为。

--- 事实 ---

这一模式延续至习近平执政时期。2014年,习近平将郑和直接纳入其论述,称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将郑和与其他历史人物并列,称其为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一时期尤为频繁地援引郑和。2015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援引郑和,论证南海六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和平与航行自由之海。3年后的2018年东亚峰会上,李克强仍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援引郑和。

然而,2018年之后,这一模式发生了显著转变。2019年东亚峰会上,李克强在处理类似地区议题时,不再援引郑和。到2023年"一带一路"论坛,即便是文明交流与互联互通的话语框架,也不再需要提及郑和。如今,郑和主要出现在与特定国家和社群讨论历史渊源的双边场合。

--- 各方立场 ---

这一转变与中国军事态势的深刻变化相互呼应。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设"海洋强国"。3年后,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明确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从以"近海防御"为主,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转变。2019年,在青岛举行的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庆典上,习近平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海军将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承担国际责任、为海洋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主力水面舰艇、潜艇及两栖作战舰艇运营方。随着中国建造航空母舰、持续执行远海护航任务、建立海外保障设施并扩大造船能力,北京为自身行为提供保证的依据,日益从历史先例转向政策宣示与可观察的实际行动。

--- 尚不明确 ---

北京究竟为何决定降低郑和在高层外交信息中的地位,目前仍不甚明朗。2016年南海仲裁案为历史性海洋权利主张提供了一个法律背景,使相关历史论据陷入尴尬境地。但时间节点与这一解释并不完全吻合——仲裁裁决作出2年后,李克强仍在援引郑和发表大致相同的论述。真正的断裂发生在2019年。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海军实力变得有目共睹且持续扩张,郑和的叙事功能也随之改变。中国舰队越是强大,以历史类比作为和平意图佐证的可信度便越低。一位古代航海家的克制,无法为一支现代海军的意图提供任何保证。

--- 未解问题 ---

北京是否已认为,援引历史克制作为当前和平意图的佐证,反而会招致不利比较,从而削弱而非强化其外交立场?中国政府是否已得出结论:可见的军事实力需要与历史道义叙事截然不同的合法性论证方式,而将两者混用只会两败俱伤?若郑和重返高层论坛,这究竟意味着北京对历史性保证价值的战略重新评估,还是北京有意将其限定在双边与文化场合,使其不再对军事行为产生任何隐含意义?

--- EPM分析 ---

郑和在2018年后从中国高层外交中淡出,揭示了崛起中的大国在为军事扩张寻求正当性时所面临的根本张力。当中国正在积累外部受众所忧虑的实力时,和平意图的历史叙事尚能发挥作用。但一旦这种实力变得真实、可见且举世瞩目,叙事的负担便随之转移。历史已无法为现实提供任何担保。郑和被移入双边场合,并非因为他失去了价值,而是因为他此前的功能——作为中国克制精神的道义证明——已在战略上适得其反。在建设现代海军力量的同时援引古代和平,北京冒着引发其最不愿面对的比较的风险:郑和所谓代表的精神,与中国当代舰队的实际行动之间的落差。

这一转变同样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实力积累速度超越其叙事框架的更新速度时,原有的话语工具不仅会失效,甚至会成为负担。北京选择将郑和限定于双边文化语境,本质上是一种务实的撤退——承认在可观察的军事现实面前,道义历史叙事已难以为继。

📌 EPM结论: 在EPM看来,北京将郑和从战略外交信息中降格,折射出一种默然的自我认知:一旦军事实力变得实质性且有目共睹,历史道义先例便无法再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撑。将郑和限定于双边文化交流,使中国得以回避其昔日角色所引发的那个令人不安的追问:若古代舰队能够自我克制,现代舰队又为何不能?这一重新定位表明,中国领导层已深刻意识到,在国际受众眼中,实力本身——而非历史——才是真正的话语。诉诸历史美德的做法,在强大军事现实面前,只会显得苍白乃至适得其反。

✍️ Erick Prometeo | erickprometeo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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