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
上周，在联合国大会上，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正式发起了澳大利亚争取2029-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澳大利亚上一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是在2013-2014年；与今天相比，那个时期的地缘政治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而不仅仅是十多年之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远比过去不确定的国际事务阶段，堪培拉认为，澳大利亚应当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塑造全球环境，而不是袖手旁观。
堪培拉如今的态度带着明显的务实主义，而不是对过去地缘政治时代的理想主义或怀旧情绪。澳大利亚希望亲身置身于变革正在发生的房间里，影响世界应对那些超越传统军事冲突的新威胁的方式。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迅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正在制造新的脆弱性，需要全球性的回应；而许多联合国机构在设计之初，并未考虑过此类挑战，澳大利亚希望在这些机构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
--- 事实 ---
阿尔巴尼斯在发起竞选时提出，外国冲突以及潜在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澳大利亚的安全、经济和生活方式。获得安理会席位，将使澳大利亚在谈判决议、应对国际危机，以及塑造联合国应对新兴安全挑战的方式方面发挥直接作用。同时，这也将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机会，加强其在印太地区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外交关系，使这个中等强国的声音能够进入全球安全议程的核心场合。
澳大利亚竞选的核心，是其对一个以规则而非单纯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有强烈的利益去保护较小国家的主权，并确保国际争端通过外交手段而非胁迫来解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南海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这些原则变得更加突出。澳大利亚希望利用安理会席位维护国际法、预防冲突，并强化那些使各国能够自主决定自身未来、不受大国支配的制度安排。
--- 各方立场 ---
然而，这一世界观在今天可能显得有些过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目前对维护国际法都缺乏兴趣。2027年4月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还可能产生一位同样怀疑国际法约束力的新领导人。澳大利亚希望维护的理想，在安理会最有权势的成员中可能很难找到支持，这使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但堪培拉并不认为竞选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另一项雄心，是为太平洋岛国发声。安理会席位将提供又一个平台，推进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的共同关切，特别是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已经把海洋安全与气候安全确定为其预期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因为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以及资源不安全，正对它所在地区的国家构成严峻挑战。为较小国家和岛国争取发言权，由此成为这场竞选最具特色的主张之一。
--- 尚不明确 ---
目前尚不明确的是，澳大利亚的竞选能否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优先关切在由大国主导的安理会中究竟能获得多大空间。同样不清楚的是，堪培拉最看重的那项收获——近距离了解常任理事国中具有扰动性的成员如何思考、如何讨价还价——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而对于一个战略环境正越来越多地被这些扰动所塑造的国家来说，这种了解又将如何转化为实际的应对能力。
--- 未解问题 ---
澳大利亚能否在2029年成功重返安理会？太平洋岛国的气候与海洋安全关切能否真正进入安理会的议程？当多个常任理事国对国际法缺乏兴趣时，一个中等强国能否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2027年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会不会让安理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变化？
--- EPM分析 ---
从维护多边秩序的角度看，这场竞选的意义不只在于一个席位本身。规则最大的受益者从来不是强者，而是那些无法依靠实力自保的较小国家；澳大利亚把自身竞选与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安全绑定在一起，等于把中等强国和岛国的议程，带进了全球安全的核心场合。即便常任理事国对国际法的兴趣正在减弱，公开坚持规则、为邻国发声，本身就是在为那个秩序保留继续存在的理由。如果澳大利亚在2029年重返安理会，它面对的环境将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它的角色只是强化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秩序，而今天，它必须在规则被重写的过程中争取自己的影响。
📌 EPM结论:
在EPM看来，澳大利亚这场竞选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为一个正在动摇的秩序提供了仍然愿意为之辩护的声音。当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对国际法表现出冷淡时，一个中等强国坚持以规则约束实力、以外交替代胁迫，并把太平洋岛国的生存关切带进安理会，这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最实际的支持。席位能否赢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是否会用这个席位，去放大那些通常被大国谈判淹没的声音，并让基于规则的秩序在逆风中继续存续下去。
✍️ Erick Prometeo | erickprometeomedia.com